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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把对我的关注变成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情
发布时间:2012-10-19 来源:人民日报 李舫 【字号:  

图/新华社发

如常的沉默和冷峻,如常的低调和羞涩,身着粉灰相间的条纹衬衫、卡其色便装西服的莫言似乎与往日没有什么不同。10月11日北京时间19点,莫言斩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,霎时间,整个世界的目光投向中国。一个星期过去了,“莫言”两个字仍然占据着全球各大媒体的重要位置。

10月18日,受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之邀,莫言在获奖后首次离开老家高密回到北京,参加由中国艺术钻研院主办的莫言文学座谈会。在会议的间隙,记者对莫言进行了独家专访。

记者:非常高兴能有机会面对面向你表示祝贺。2012年10月11日,对于中国文学而言,是一个欢喜之夜,也是一个不眠之夜,在无数写作者和阅读者的守望中,我们盼来了你获奖的喜讯。经过一个星期的沉淀,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?

莫言: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奖项,获得这个奖项好像确实挺不容易的。但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,在全世界有许多杰出的作家,都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。在我们中国,也有许多作家,他们的作品也非常优秀,他们也都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。但是,瑞典皇家学院将诺贝尔奖授予了我,所以在高兴之外,我的内心深处仍深感惶恐。

记者:你的获奖不仅为世界提供了重新评价中国文学的机会,也打开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通道。

莫言:中国当代文学并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作品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其实,我倒更想谈谈“莫言热”这个问题。我就希望大家把对我的热爱变成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情,把对我的作品的关注普及到中国当代文学上,把对我个人的关注普及到所有的作家身上。因为我深知,跟我同时代的写作者,他们对我真诚的祝贺我都看到了,我对他们是心怀敬意,大家都写得非常好,所以我想随着时间的发展,会有更多中国作家的作品被介绍、翻译成世界的各种语言,并且赢得广泛的读者。

记者:这些天,你步入文坛的经历已经成为文学爱好者耳熟能详的传奇。当年,你为什么选择了文学这条道路?

莫言:当年我拿起笔来开始写作的时候,绝对没有想到过获什么奖项。

那时候,之所以要写作,我承认,有两方面的原因:一方面有功利的因素,就是想改变自己的处境;另一方面,确实感觉到心里有很多话要说,有写作的冲动和欲望。今天看来,这种冲动和欲望就是对文学的迷恋和爱好,就是想用艺术的方式把自己的生活、把自己所看到的故事再描述给别人听的一种愿望。

你可知道,我小时候特别迷恋、特别崇拜的是什么样的人?是讲故事的人。我至今记得,在我们乡村的广场上,在我们的集市上,在寒冬腊月生产队的喂牛、喂马的饲养棚里,我们都可以聆听到各种各样的说书人,给我们讲述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故事。那个时候,我既是一个故事的聆听者,也是一个故事的传播者。每次,听了这样的故事,我就忍不住想将我听到的转述给别人,将那些精彩的片段重述给大家。于是,我回到家,对我的父亲母亲讲,对我的哥哥姐姐讲。刚开始,他们对我的这种讲述非常反感,但是很快他们会被我的这种讲述所吸引。值得庆幸的是,我的母亲后来也对我网开一面,允许我在集上听人说书,允许我到别的村庄里听人讲故事,也允许我深夜回到家中,面对很小的油灯,在她一边缝制棉衣的时候一边听我讲我刚刚听到的故事。当然,有的时候我记不全了,我就开始编造,按照自己的想象衔接我记忆的残片。当然,我的故事编造得还不错,以至于我很小的时候便成为一名说书人。回想起来,后来我从事文学写作,写小说、写剧本,可能就是从给我母亲讲故事开始。

记者:获奖以后,你的写作状态、创作体验,甚至是人生感悟有哪些不同?

莫言:很多不同。说实话,我很想努力地回到原来的状态,以一种初学写作的心态来写作,就好像我刚刚拿起笔、学习写作一样,而不是什么所谓的这个奖那个奖的获得者。

坦率地说,将近一个月来,我经历了一场人生的洗礼。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问题诸多的争论,如同一面镜子。透过这面镜子,我看到了人心、看到了世态,当然,更重要的是我也看到了我自己。

前不久,在高密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,我也用“镜子”这个比喻回答了中外媒体的提问。曾经有人不解地问,什么意思?为什么会通过这个看到自己?我想说,这其实是时代提供了一种可能。十年前,没有互联网的时候,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。那个时候我们只能看到报纸,只能听到别人传谁谁谁怎么评价我。现在,面对庞大的网络,各种各样的人、各种各样的想法都可以在上面展现,包括对我的赞誉,也包括对我的尖刻嘲讽、挖苦。特别是后者,尽管让我感觉不舒服,但我想还是有它的道理。所以不论是批评还是赞扬,都是对我有利的。我有一种感觉,我现在被放在了社会的显微镜下,我看到这个人不是自己,而是一个叫“莫言”的写作者,而我自己,反倒变成了一个旁观者,站在旁边,看到大家指指点点、纷纷评价,这样的机会可谓千载难逢,我必将是受益终身。

记者:你的作品总让我想起现代派的巨幅油画,线条游移、色块纠结、情感浓重,给人以沉重、甚至是无法承受之重的感觉。在你的世界里,我们不仅能够体会到原始的脉动、野性的思维、对命运无常的直面和悲悯,还有异常浓烈的甜酸苦辣、贴近大地的隐秘世界、变形夸张的原始悸动、极度喧嚣的语言渲染,你用你的作品创作了一个扎实、丰富、浩荡、磅礴,叫做“高密”的乡土世界,评论家说你将生活升华成了美学。你如何评价自己这些年的文学创作?

莫言:对这几十年的文学创作,我体会很深,感触很多。写一篇作品可能还比较容易,但是一直要不断地写作,可能难度很大。要不断地写作、不断创新,不愿意重复自己,实际上就要跟自己斗争,不断地要向自己发起挑战。所以我主观的愿望很强烈,创新的意愿也非常强烈。但是一个人总还是有限度,究竟能创新到什么程度,是不是每一篇作品都有新的元素,是不是自己所有的作品都没有重复,这个我不敢说。我知道我的创作有很多的问题,我知道很多批评家都非常敏锐地看到了我创作的弱项和不足,这几十年来我听到了很多的赞扬,也非常认真地听取了很多的批评,包括很多非常刺耳的批评。赞扬鼓励可以使我继续前进,批评则使我做好准备。所以,我得说,感谢几十年来表扬和批评过我的朋友们,也感谢我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众多的媒体,包括诸多的网友对我文学创作的评价,对我文学作品的评价,以及对我个人道德方面、人格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评说。我觉得这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。

记者:中国的乡土文学叙事有着深厚的传统。有人曾经将你比作鲁迅,但是在你的作品里,我们看到了一个与鲁迅、赵树理笔下完全不同的乡村,它不仅有泥塑、剪纸、扑灰年画、茂腔等顽强生长的民间艺术,更有我们通常感触不到的意识之下巨大的心理冰山,影响甚至决定了你的作品的风格。

莫言:相比鲁迅、赵树理,首先我跟他们时代不一样,我所处的社会环境,我个人体验的社会生活不一样,这决定了我们文学作品的内容不一样。同时,也正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,我现在所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信息,所得知的各种新的思潮,也是他们当时所不具备的。但是,从文学的技巧上,从语言的功力上,从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、中国古代文化生活的占有上,我认为我与鲁迅、赵树理相差甚远,对他们我永远高山仰止,自知无法达到他们那种深刻和洞彻。

对于乡土文学的创作,除了时代因素之外,我有我个人的理解,我觉得,我的作品更多的还是来源于对中国民间文化的接受。赵树理是一位对民风民俗非常非常了解的作家,他的作品里面更多地表现了民间的故事、语言等。我的作品可能比他多了来自民间的虚幻的、想象的、超现实的因素,这些恰好变成了我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有人将诺贝尔颁奖辞中“hallucinatory realism”翻译为“魔幻现实主义”,其实不十分准确,我认为翻译为“变形的”、“怪诞的”、“迷幻的”更为达意。

记者:说到变形、怪诞、迷幻甚至是魔幻这些概念,你觉得你作品中的乡土风情与你成长的东北乡有哪些变化和勾连?

莫言:高密县东北乡实际上应该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缩影。我里面写的人物、写的事件,有很多来自四面八方、天南海北,包括我小说里面描述的风景。像《蛙》里那条波浪滔天的大河,现在高密根本没有,高粱也根本不种了,包括福克纳、马尔克斯描写的戈壁、沼泽、沙漠,在现实中都是根本不存在的。

记者:能否透露,你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?

莫言:我现在正在着手准备三部作品:一部戏曲的剧本、一部话剧的剧本、一部小说,到底先完成哪一部还很难说。戏曲讲的是一个神话故事,大约完成一场;话剧讲的是一个发生在国外的中国故事;小说的场景还设在我熟悉的高密县东北乡。

记者: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,在12月10日的获奖演讲中,你会说些什么?

莫言:说真话,说实话。其实,获奖演讲有两份,一份五分钟,一份四十五分钟,我都还没有准备,下一步我要思考的就是这些演讲。有人劝诫我要说这些,有人启发我要说那些,而我,更想以我的方式,讲出我的追求,也讲出我的真诚。按照瑞典皇家学院的规定,11月5日之前,我要将演讲的题目告诉他们;11月12日之前,我必须将演讲的稿件交给他们,以便他们翻译,因为演讲辞将以五种语言同声传译。

(原载于《人民日报》 2012-10-19 13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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